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而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分析建立在市场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生产要素论基础之上。
真正使争议双方"交易成本过高"的原因，不是事故发生之前无法进行预先谈判，而是事故发生之后无法对利益分歧（善后方案）达成一致。反过来从需求的角度来看，界权成本随着法律边界的扩大而升高，随着法律边界的缩小而降低。
即使法院能够做到，比如进行变相的权利拍卖，其定价成本势必要比其他私人机构远为高昂。同样，私人之间通过欺诈胁迫进行的巧取豪夺，也是一种利益分配和权利界定。即使争议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能够收买法官或者议员，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规则选择，法官和议员的决策过程也仍然是本文所谓的权利界定过程，而不是一种"市场"交易过程。即使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300元（即判以30元钱一个苹果的法定价格），只要市场价格依然是20元一个苹果，那么这10个苹果对于原告和被告乃至整个市场的实际价格仍然是200元。[7]Steven Shavel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99（2004）． [8]Polinsky, Resolving Nuisance Disputes:The Simple Economics of Injunctive and Damage Remedies, 32 Stanford Law Review p. 1075（1980）。
[32]只有界权成本为零，也就是权利界定总是可以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司法定价才总是符合市场定价，司法救济才是一种校正正义，法律界权也才能被理解为一种替代交易。决定各方最终所获多少的，是分得蛋糕的大小，而非蛋糕上的价格标签。1960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习仲勋《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指出：在所有的部门，大力实行紧缩机构和精简人员，不仅是反官僚主义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革结束至今，再也没有出现过各政法部门合署办公的现象。[8] 对于政治法律委员会指导与联系的职能，1952年董必武在政法干部训练会议上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大行政区和省设立政法委员会，就是为了帮助总的领导上解决政法部门的具体领导问题，它和政法部门是‘指导与联系的关系。除了政法委员会具体协调政法事务以外，各政法部门也可以直接向党委请示报告，分管政法的党委常委也可以对政法事务做出批示。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议事协调机构，例如，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依法治省（市、县）领导小组，等等。[34]这样在1960年第二次中央政法部门大规模合署办公时，中央政法小组是作为党内的办事机构而存在，并没有与其他各政法部门合署办公。
大三长会议则是由公检法三机关的正副负责人参加。2004年宪法修改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29]参见孙东升：《20世纪60年代初期调整机构、精减人员的经过》，《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当然，各政法部门也可以不必经过党委，而直接向政法委员会提出案件协调的要求。
[19]而1954年才开始建立的律师制度则被取消。四、各政法部门向党委请示与政法委员会的协调 （一）从党委审批案件到党委过问案件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不仅体现在政法委员会对各政法部门进行指导与联系的制度，还表现在各政法部门直接向党委请示的制度。而且也是从各个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人力来加强农业战线和工业及其他重要战线，迅速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步骤。政法委员会职能的强弱，与社会政治形势特别是治安的好坏成正相关性。
[22]See Shao Chuan LengHungdah Chiu， Criminal Justice in Post-Mao China:Analysis and Document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pp. 27-28. [23]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政法办公室：《政法办公室1955年以来工作总结（初稿）》，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B2-1-2. [24]彭真：《关于整顿城市社会治安的几点意见》（1979年11月22日），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我联系政法工作多年，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政法各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任何时候对重大问题都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报告请示，特别是有争论的重大问题，如果对中央隐瞒、封锁情况，就一定会出乱子。
进入专题： 党管政法 政法委员会 联合办案 宏观指导 案件协调 。1997年，乔石退休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由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兼管政法事务，直至2002年。
[42]参见赵建民、刘松福：《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及决策体制之变迁》，《远景基金会季刊》第8卷第1期（2007年），第53-86页。[52]但从实际的运作来看，党委过问案件的尺度较难把握。在这一期间，彭真对联合办案的做法持肯定态度。[7]法制委员会的前身，是1948年成立的中央法律委员会，即在中央书记处之下，协助中央研究与处理有关全国立法和司法问题的工作机关。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是在中央政法委员会审批后公布实施的。1951年5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联合指示（联政秘字第三五六号）中规定：鉴于各地政法工作任务的繁重，特别是目前组织有关各部门协力进行清理积案和组织劳动改造等工作的急需，所有省（市）和行署以上的人民政府，有条件时均有迅速建立政法委员会的必要。
[19]参见《董必武传》撰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3）》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56页。[44]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是，在一定时期，公安事务占据政法事务的主要部分，这凸显出公安机关的重要性。
这就出现另一种现象，即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厅局长两人可能同时担任党委常委。政法委员会可以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做一定程度的职能分离，主要做务虚工作，侧重在思想和组织上保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14]政法委员会指导与联系的工作，越来越集中于公检法三机关的事务。由于中央政法委员会在2004年前后开始主导司法改革，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即设在中央政法委员会。
[23] 文革结束以后，由于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而且各级公检法机关又亟待重建，因此，为了集中打击暴力犯罪这一任务的需要，1979年彭真在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上再次提出：为了能够及时地、准确地依法处理重大刑事案件，在今后一个短时期内，公、检、法三机关要在党委领导下，采取集体办公的方式办案，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切实弄清案情，分头依法办理。[53]这一讲话精神，实际上反映在1982年《宪法》新增加的第135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但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律师业的发展，正在逐步打破在刑事领域中公检法三机关办案的垄断格局。[49]彭真：《在全国检察工作座谈会、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第三次全国预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7月27日），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179页。
对案件的具体处理，必须分别由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决定。此处所谓的联系、指导，讲的是政法委员会与各政法部门的关系。
彭真就讲到： 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中央政法小组规定，政法各部门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要先报经政法小组审核。[12]彭真：《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1951年5月11日），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参考文献】 {1}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我们不是讲唯物论吗？联合办公的存在，不仅有可能，而且确实有需要。
主管律师工作的司法部的主要负责人被打成反党集团，随后在1959年4月，司法部被撤销。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应按规定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及政府委员会与行政会议。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律师职业的兴起。[45]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对有些具体案件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现象，可以通过互相沟通情况，充分交换意见，力求按照事实和法律取得一致的认识。[59]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29页。
这样，久而久之，就会把政法各部门和中央的关系阻隔起来。另一个常见的人事安排是，由担任党委常委的公安厅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
个别案件实在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时，可以按照司法程序去审理，以免久拖不决。在地方，由党委常委或副书记担任政法委书记的做法，现在相当普遍，而且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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